童書店不只是「童書店」--日本東京童書書店「蠟筆屋」對兒童書店文化感知、美學與慣習建立的觀察（行前研究計畫，博三 黃愛真)
>> 2013年8月5日 星期一
童書店不只是「童書店」--
日本東京童書書店「蠟筆屋」對兒童書店文化感知、美學與慣習建立的觀察（行前研究計畫，博三 黃愛真)
一、
研究動機
日本女作家落合惠子經營的日本童書書店「蠟筆屋」（Crayon House)，為台灣童書愛好者或者一般經歷過兒童圖書洗禮的成人推薦的必去行程與「朝聖」之地（謝依伶，2012；google搜尋資料)，同時童書書店的盛名，亦可以在台灣翻譯出版的落合著作《繪本屋的100個幸福處方》（林佩儀譯，落合惠子著，2008)出版策略中出現，這本書的封底頁面上寫著：
日本知名作家落合惠子，不僅著作等身，更開設了名聞遐邇的童書店「蠟筆屋」（Crayon
House)…。
透過台灣讀者對童書書店「蠟筆屋」的聽聞，帶出這個台灣讀者陌生的異國作者與著作專業性的連結。《繪本屋的100個幸福處方》封底文字繼續讀下去，發現書店經營的概念隱含其中：
…以及「女性專門書店」。除了讓顧客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看繪本外，也廣邀文化人聚會談天，為書店營造出一個屬於「女人」和「小孩」的據點，好讓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能一起為同處弱勢的「女人、小孩」發聲。
性／別、文化、權力與書店營造的氛圍、美學似乎連結在一起。封底作為書籍最簡潔的內容大意與自我介紹的行銷特質，顯現了一種多重的議題交織，童書店「蠟筆屋」在此似乎不只是童書店的經營，還包含了書店／作者建立的文化認知與慣習，被書籍編輯、推薦者感知而再度傳播到台灣（註解一)。
這多重權力關係的內涵為何，如何被感知與形成讀者認知的慣習（habitus)，就是這次「蠟筆屋」踏查，筆者想要觀察與探討的。
二、
研究對象
1976年12月位於東京原宿「蠟筆屋」書店由落合惠子接手經營，1986年遷移到現址北青山，成為三層樓+地下室的複合式經營，1992年規劃經營型式：地下室銷售有機蔬菜店、自然飲食餐廳，一樓童書店，二樓玩具樓層，三樓女性書店及有機保養品。童書店藏書約五萬冊兒童書，以兒童繪本為主，擁有自己的編輯部，編輯童書並出版幼兒教育與文化、家庭育兒、女性等相關雜誌（林真美，2008；謝依玲，2012年；東潤出版社編輯部，1992)。書店經營與規劃，可以見到側重孩子、女性及二者關係為中心的心理與生理考量。
據林真美文章提及，落合惠子為單親家庭出身，書店是兒時等媽媽來接時，常常流連的地方，但常常被店員驅趕，因此兒時就希望能開一家永遠不趕人，又可以舒服坐著看書的童書書店。
童書「專門書店」與「可以坐下來看書」的觀念在「蠟筆屋」創立的八〇年代尚未成形，當時童書銷售陳列多位於綜合書店，童書部門為一般書店的弱勢部門，並銷售漫畫與兒童學業相關的參考書這些「蠟筆屋」所認為沒有內容、不值得讀而因此沒有販售的圖書（落合惠子著，陳增芝譯，1988年)，然而「蠟筆屋」陳列的兒童圖書可以自由閱讀，坐下來閱讀，且沒有時間上的閱讀限制。目前「蠟筆屋」成為尊重兒童文化知名的日本兒童書店，擁有東京與大阪店，並能吸引三代同堂的讀者進入書店，「蠟筆屋」無疑某些理念的建立與堅持，已得到讀者的認同與延續。
「蠟筆屋」童書店網站，仔細地將繪本以兒童年齡層和內容分類：前者從零歲到成人都有推薦繪本，小學六年級前，以每一個歲數為單位，仔細地說明各年齡層選書原因及推薦書單；後者如恐龍的書等。
三、
研究問題與方向
接下來，筆者想要進一步發掘的是，「蠟筆屋」提出了那些理念？又如何推動理念，讓這些理念得到讀者認同並延續下來？也就是說，讀者透過童書店接受一套閱讀文化與形成兒童文學閱讀的品味與慣習，然而這種品味與文化慣習，和童書店營運本身具有的商業特質，又如何巧妙地在衝突中融合？其中童書店的軟硬體設施，又如何展現這種文化與融合？
「蠟筆屋」的經營理念
《繪本屋的100個幸福處方》林真美推薦文中提到，創辦人落合惠子期許這是一家有圖書館架勢的專門書店（林真美，2008)。落合惠子在著作《結婚前線》，透過女主角的對話表達，書店的店員跟其他商店店員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提供諮詢顧問，尤其是兒童圖書店員，要有把自己當成圖書館員的心理準備（落合惠子著，陳增芝譯，1988年，頁 76)。作為一個兒童圖書館般的書店，提供孩子及家長諮詢、開架式的藏書、坐下來慢慢閱讀，且不陳列學科參考書或漫畫等服務或許就不足為奇。然而，圖書館的功能、機制可能還不止於此，包含書籍的選擇與蒐藏、教育與資訊學習等文化的營造。法國書籍史學研究者夏堤葉提出歐洲中世紀以來，圖書館的理想在於藏書的齊全，然而蒐羅所有書籍的不可能，以至於圖書館在聚集圖書的功能之外還對圖書進行篩選與嚴格的控管（侯瑞
· 夏堤葉，謝柏暉譯，201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4年發表的公共圖書館宣言（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指出，公共圖書館是通往知識的門戶，並為個人、團體提供終身學習、自主選書與文化發展的基礎環境，資訊、知識交流與服務的中心（吳清基，2011)。落合在著作中也揭示了兒童書店對引領兒童終身閱讀興趣與書籍篩選的重要：
兒童原本就很喜歡看書。然而幫助兒童培養更濃厚之看書興趣的，就是我們大人，以及書店。…所以我認為有選擇性地擺出一些有益兒童身心的書是很有必要的。…培養出愛書的兒童也等於是培養將來的讀書人口，…這也可以說是咱們書店從業人員的夢想與理想。（落合惠子著，陳增芝譯，1988年，頁
234)
「選擇」有益兒童身心的書，意味著標準的存在，與書店經營者個人／工作人員品味的公眾化。具有圖書館架勢與功能的兒童主題書店，還暗示著此公眾化的標準持續作為著，成為一套兒童閱讀的觀念與對家長的教育守則，也就是建立知識的權力與權威。
另一方面，童書店目標讀者設定在兒童，然而真正具有購買能力與兒童閱讀的重要影響者仍在於家長，就日本而言，母子／女的關係往往是家庭的核心（林錚顗譯，伊恩
· 布魯瑪著，2011)，也就是說母親由於育兒的關係，對兒童閱讀興趣的指引具有關鍵性。「蠟筆屋」在童書店之外，佔據一整個樓層的女性書店與女性與育兒雜誌的出版，預設了書店主人落合對育兒的女性及身為女性的自身角色的關注。落合觀察通常會到童書部門的是女性和小孩，同時認為家長太過於重視孩子學業，輕忽閱讀樂趣，小孩被強迫看書或閱讀升學教科書，自然不喜歡閱讀，因此孩子的閱讀興趣常常和成人／育兒的女性觀念有關（落合惠子著，陳增芝譯，1988年)。對女性自身與育兒婦女的關懷呈現在兒童書店裏，可能在於兩性關係與少年兒童性／別書籍的選擇、陳列及在此種安排下隱含的性／別教育。在落合書寫以書店童書部門工作的都會男女愛情故事《結婚前線》小說中，落合設定一對國中學生小芳與阿健交往，兩人探詢男女生理碰觸的感受、如何受孕、性自主、尊重的過程與女性生理偏見的釐清（女性生理期與情緒、性行為、能否委以重任等關係)，反映了性與兩性教育對國中學生的重要。在小芳與阿健的兩性關係探索中，「蠟筆屋」童書店透過圖書館般「齊全」又可以「公開查閱」的經營理念，提供資料協助與兩性教育啟蒙的關鍵位置。
基於上述，「蠟筆屋」童書屋似乎在「圖書館」般的軟硬體功能與兩性教育列為經營重心之一。落合如何讓童書店自己在讀者面前說出這些理念，又如何運用本身的資源傳達理念？書店觀察之外，筆者先嘗試就現有文獻於下一小節分析呈現。
理念的推動
「蠟筆屋」童書屋經營者落合惠子，1945年生於日本栃木縣，1963年就讀明治大學英語文學系時，發現所參與社團中幹部都是男性，開始質疑女性為何不能擔任幹部。1967年大學畢業後擔任播音員的工作，四年後出版詩集，並在《週刊女性自身》開始連載新詩+散文的短篇文章，1976年接掌「蠟筆屋」童書書店，隔年開始大量書寫女性意識小說、童書創作與翻譯、教育評論等。1986年書店由原宿表參道遷移至北青山擴大營業，當時童書店增設美術館與托兒，並開始發行《兒童月刊》，稍後落合也重新回到廣播界製作與主持廣播節目（東潤編輯部，1992)。
落合在《一茶匙的幸福》短篇散文中，書寫自己的單親家庭出身。落合的母親為小學老師的女兒，於大戰末期生下私生女落合。當時小學老師被地方上視為誠實、純樸的代表背景，為了想與所愛的人擁有愛情的結晶而未婚懷孕，落合及母親有如罪犯一般被親人、朋友背離，少女時期的落合也不太能諒解母親的「犯罪意識」。然而大學畢業之後，落合的專欄散文中寫著：
為一個男人生下孩子，這事對女人而言，可說是人生的一大賭注。為對方生育是一種愛的表現方式，雖是原始的，卻能因此證明雙方互相契合，兩心相許。（李旅洋譯，落合惠子著，1990，頁64)
落合從對母親的不諒解到釋懷，轉而認同母親未婚生子為愛的表現，對於女性在社會的遭遇與自立自主的啟蒙，大概來自於母親而成形於大學時代親身感受到的兩性位置差異。
落合還進一步結合女性與生育，認為「女人在生育過後，才會有生為女人之感」（李旅洋譯，落合惠子著，1990，頁65)。 至此，落合的女性意識與育兒觀念深刻地結合起來，前述孩童時期在童書店等媽媽的經歷，讓落合進入童書店，並決定「認真的去處理兒童的事。舉凡一切有關兒童的事都包括。…我的工作是有關兒童圖書，但閱讀只是兒童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換句話說，我想研究可以讓兒童輕鬆享受閱讀樂趣的社會環境。」（陳增之譯，落合惠子著，1988，頁271)落合的書店經營與女性意識的關聯，可說是互為表裡。
大量創作女性意識文學的同時，落合對「蠟筆屋」經營也相當積極。在「蠟筆屋」，落合每月一次邀請作家、詩人、教育評論家舉辦演講；每月二次開設「週日圖書塾」，供眾人發表創作童話。設置「蠟筆屋圖書大賞」培育作家，並開設「教育諮詢室」。
落合在接手「蠟筆屋」數年間，運用跨媒體與活動，教育「圖書館」式的童書屋理念。舉凡辦理書店內的兒童文學與諮詢活動、書寫兒童書店工作背景的都會成人小說、童書翻譯、創作，及隨後的廣播製作工作，橫跨書籍、廣播、書店通路等同質或異質媒體，傳播與散布「蠟筆屋」與兒童閱讀、教育諮詢、兩性觀點間連結的書店文化。擴大營運後的書店增設小小美術館，將童書書店位置大大提升，從商業單位到圖書館的教育性，提升到如同美術館般的藝術性殿堂。
落合對蠟筆屋的經營，對兒童閱讀樂趣的社會環境，可能產生甚麼樣的影響？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個人將社會世界或次文化的結構內在化而成為指導行為、舉止、傾向、品味的等級模式的構成，提出「慣習」（habitus)概念，慣習也同時造就了這個社會與次文化的感知、評價、和行動模式的習慣（馬勝利譯，布爾迪厄、夏蒂埃著，2012)。也就是說，在八〇年代童書專門店與圖書館式的經營理念在日本尚未建立的時代（陳增之譯，落合惠子著，1988)，透過多元活動與媒體、書店軟硬體呈現、陳列與出版書籍的選擇、教育與童書諮詢等等，落合的主張透過多重環境氛圍的營造，逐漸教育童書愛好者與女性育兒等次文化群體對兒童閱讀觀念的建立，即前述個人理念的大眾化，而影響童書讀者的品味與喜好傾向，回頭支持與鞏固這種理念模式，形成慣習。布爾迪厄認為，文化包含了文學、藝術作品的總和+建構對此領域世界的認知+用甚麼方法去描述及理解這個世界。透過專業生產者構成的文化生產場域已經自主化，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及公認的合法權威的人，製造或表達了這些文化的認知圖示（孫智綺譯，朋尼維茲著，2002)。落合2006年在東京出版的著作《繪本屋的100個幸福處方》，透過書店工作者角度將100本繪本內容分類並介紹，可以視為一種典型的文化製造例子。此外，相對於書店領域較為邊緣化的童書店的社會位階，擁有如同美術館與圖書館品味的書店、經營者的作家身分等文化形象，似乎也有提升「蠟筆屋」品牌的作用。
文化品味或商業？
落合為積極落實理念而建立「蠟筆屋」在兒童閱讀場域的品味與文化，這些得到童書讀者認同而產生贊同性的作為與再現，也讓讀者不知不覺接受與複製了對「蠟筆屋」經營有利的兒童閱讀觀點。布爾迪厄認為，擁有聲望，使他人承認社會施為者的特性，也就是累積使他人相信其優點的象徵資本，施為者就能從他想像的特性（理念與文化品味)中，獲取實際利益。擁護「蠟筆屋」童書店理念的讀者形成了一種與落合觀念接近的次文化團體，也就是忠實的文化消費者。在此，文化與品味也成了一種象徵商品。
落合惠子著作，分別為遠流及東潤出版。資料來源：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B8%A8%A6X%B4f%A4l&apid=books&areaid=head_wel_search，20130805閱覽。
註解：
一、
此段文字為編輯節選自書內推薦文。見林真美，﹤蠟筆屋書店﹥。文中提及書店最早設有coffee shop，可以一面喝咖啡，一面看繪本，1986年書店擴大營業後，成為四層樓建築，餐飲在地下室，一樓為童書店。
參考資料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Randal Johnson. Pubiished in the US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布魯瑪著，林錚顗譯，《鏡像下的日本人》，2011年，博雅書屋出版。
布爾迪厄、夏蒂挨著，馬勝利譯，《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2012年，北京大學出版。
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2002年，麥田出版。
夏提葉著，謝柏暉譯，《書籍的秩序—歐洲的讀者、作者與圖書館14-18世紀》， 2012年，聯經出版。
落合惠子著，陳增芝譯，《結婚前線》，1988年，皇冠出版。
落合惠子著，陳寶蓮譯，《她的憂鬱，他的憂鬱》，1998年，東潤出版。
落合惠子著，李旅洋譯，《一茶匙的幸福》，2000年，新雨出版。
落合惠子著，林佩儀譯，《繪本屋的100個幸福處方》，2008年，遠流出版。
謝依玲，《帶著童書去旅行》，2012年，天衛文化出版。
國立台中圖書館編，《小地方，大書房》，2011年，國立台中圖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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